原珲春一带本为满族族人的世居地，朝鲜族则是后期来到珲春一带定居。可见，珲春的开发史正是汉族、满族与朝鲜族多民族的融合史。
珲春的满族历史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时期，满族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诸多发展变迁，对珲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期起源与发展：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在珲春繁衍生息，现今已发现2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原地区的秦汉时期，珲春进入青铜器时代，当时“肃慎人”的生产方式除渔猎外，种植和养殖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后来，肃慎又历经挹娄、勿吉、靺鞨等发展阶段，各民族部落渐渐汇聚，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满族。
明清时期的发展：明朝时，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属的密拉卫、乌尔珲山卫、童宽山卫（今珲春通肯山）等，都设在珲春一带。这一时期，满族在珲春的活动更为频繁，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清朝初期，珲春属封禁区。1644年，满族大部分随清军入关，为保护“龙兴之地”，清政府将兴京（新宾）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划为封禁地区。不过，仍有部分满族人留在珲春，他们在此从事狩猎等活动。
清朝中晚期的变化：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清政府设珲春协领，这是有资料可查的珲春地名第一次在官方出现。珲春协领下设卡伦（哨所）15处，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次年始建协领衙门于浑蠢水（即珲春河）之北，并开始建城。这一举措加强了清政府对珲春地区的管理，也使得满族在珲春的居住更为集中，促进了当地的建设与发展。1881年（清光绪七年），增设珲春副都统，统辖延边大部分地区。首任副都统依克唐阿继续在珲春筑城，并设吉林边务督办、珲春招垦局，开放荒围。这一系列举措使得珲春的人口明显增加，其中包括不少满族人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姓氏与聚居地：满族在珲春有着众多的姓氏和聚居地。例如巴尔达氏（巴、把、达姓）、安楚拉瓜尔佳氏（关姓）、苏瓦瓜尔佳氏（关姓）、讷殷瓜尔佳氏（关姓）等，这些姓氏的满族原系长白山不同地方的人，清初分驻宁古塔，康熙五十三年分驻珲春。还有萨克达氏（祖姓）、觉罗氏（赵姓）、赫舍哩氏（何姓）等众多姓氏的满族，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移至珲春定居。在聚居地方面，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是满族先民肃慎、靺鞨、女真聚居之地，拥有温特赫部城和裴优城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留存着丰富的满族历史遗迹，见证了满族在珲春的悠久历史。
近现代的传承与融合：近现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珲春的满族与其他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在文化上，满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在经济生活中，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的建设与发展，共同推动了珲春的进步。尽管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满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在珲春仍有保留和传承，如部分满族特色的
饮食、服饰等文化元素，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或场合中依然能够看到。
珲春市最早的汉族来源，可追溯至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迁徙与交流活动。尽管珲春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肃慎族人繁衍生息，早期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但民族间的往来交流为汉族进入此地埋下伏笔。
隋唐时期，随着“日本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珲春的防川成为重要贸易通道。那时，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间的往来贸易逐渐频繁。汉族商人带着先进生产技术、文化理念，穿梭于这条贸易通道，与当地少数民族交换特色产品。在长期交流中，部分汉族可能因贸易往来暂留或定居，成为较早一批在珲春留下踪迹的汉族人群。虽然缺乏确切史料记载当时汉族定居的规模与具体人数，但从贸易交流的紧密程度可推测，有一定数量汉族融入当地社会，开启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在珲春地区融合发展的早期篇章。
唐属渤海国时期，珲春发展成为享誉东北亚的著名国际商埠，其辖地广阔，包括如今的海参崴等地区。这一阶段，城市建设逐步发展，商业繁荣昌盛，吸引众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汇聚。除本地少数民族外，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商人、工匠等也纷纷到此。汉族工匠带来先进建筑技术，改变珲春建筑风格，使其更具中原特色；汉族商人凭借成熟商业经营模式，推动当地商业进一步繁荣。他们与当地民族共同建设和发展珲春，在此过程中，不少汉族在珲春扎根，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成为珲春早期汉族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进一步加深。
明朝时，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属的密拉卫、乌尔珲山卫、童宽山卫等都设在珲春一带。中央政权对珲春地区管理的加强，不仅促进当地稳定发展，还吸引更多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互动。汉族农民来到珲春，带来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如改进的农具、更科学的灌溉方式和种植方法等。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土地，帮助当地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部分汉族在珲春定居繁衍，使得汉族在珲春的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为珲春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清朝初期，清王朝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实行封禁政策，禁止汉人在东北定居、垦荒以及从事采参、捕貂等活动。但随着中原地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丧失土地的流民为求生存，开始“闯关东”。1881年（清光绪七年），吉林督办吴大澂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废除图们江以北地区封禁令，大量关外移民涌入珲春。这一批次的汉族移民规模庞大，他们带来不同文化和生产方式，与当地满族等少数民族相互融合。他们积极开垦荒地，建设家园，不仅促进珲春地区农业、商业进一步发展，还加速边境自由贸易进程。这些“闯关东”而来的汉族移民成为珲春汉族人口的重要来源，极大改变珲春人口结构，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珲春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880年，清朝帮办吉林边务吴大澂第一次来到珲春，看到此地一片荒芜，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初度地凉水泉，六十里中无人烟。
膏腴一片空捐弃，临江四顾心茫然。
当时，清朝已经对包括珲春在内的东北地区实施了二百多年的“封禁”政策。吴大澂看到珲春地处海防要冲，便奏请光绪皇帝废除禁令，在珲春屯重兵驻守，同时移民实边，最终得到批准。1881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了东北地区的第一个招垦总局。吴大澂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垦民的政策，还为珲春开辟多条道路，增设驿站，使得来珲春的“耕者、牧者、商贩经营者络绎不绝”。1886年，作为中俄勘界大臣的吴大澂第五次来到珲春，这一次他看到珲春的边境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缺乏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当时的清王朝大厦将倾，目睹珲春所面临的危机，吴大澂忧心忡忡。他怀着守卫国土的责任感，积极组织边民训练，加强边防，为珲春再次开启繁荣的海运贸易做出了贡献。1909年，清政府在珲春开设了吉林省第一个海关——珲春总关，并陆续设立多个分卡，多条海上通道，使得珲春成为当时吉林省重要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
珲春的朝鲜族历史，与移民浪潮、政治经济变革紧密相连，是一部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生动篇章。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9世纪，历经多个阶段，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早期迁入（19世纪-20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朝鲜北部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百姓生活陷入绝境。为求生存，大批朝鲜灾民不顾中朝两国的封禁，扶老携幼，越过图们江进入珲春谋生，形成了第一次移民高潮。1865年，朝鲜庆兴郡汝坪农民金学南、金学贤兄弟越江迁入今敬信乡玻璃洞村定居，开荒种地；1866年12月，朝鲜庆源郡阿山镇70余户朝鲜饥民迁入珲春。到1869—1875年间，更多朝鲜人因饥荒、战乱，纷纷越过图们江垦荒，逐渐形成了珲春朝鲜族的雏形。19世纪70年代，沙俄加快侵略东北步伐，强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清政府为挽救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矛盾，逐步废除封禁制，实行移民戍边政策。这一举措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朝鲜边民迁入珲春提供了有利条件。1885年，清政府设越垦局，把图们江以北地区划为专垦区，办理朝鲜垦民事务，还发布《珲春宁古塔招垦章程》，规定垦民开荒五年不收租。这些政策吸引了更多朝鲜贫苦农民迁入，据1886年统计，迁入珲春一带的朝鲜垦民已达2350多户，12490人。
持续迁入与发展（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前）：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众多朝鲜人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背井离乡，再次掀起迁入珲春的高潮。珲春杨泡乡烟筒砬子、英安镇大荒沟和密江乡中岗子、下洼子等地的朝鲜垦民大多在这一时期迁入。“九一八”事变前，珲春境内已有朝鲜人8203户、49629人。日伪统治时期，也有朝鲜人陆续迁入，1934年，100多户朝鲜人集体移民定居珲春凉水镇石头河子；1937年，又有80多户来自朝鲜的集体移民迁居凉水镇的亭岩。
新中国成立后的融合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与其他民族一起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贡献力量。在农业方面，他们凭借种植水稻的丰富经验，助力珲春的农业发展，使水稻成为当地重要的农作物；在文化领域，朝鲜族的歌舞、服饰、饮食等特色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丰富了珲春的文化内涵。改革开放后，珲春被批准为国家级对外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等，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朝鲜族利用自身与朝鲜、韩国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的优势，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在促进珲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成为连接珲春与外界的重要纽带。如今，朝鲜族是珲春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占珲春总人口的35.4%。他们在保留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与汉族、满族等其他民族和谐共处、团结互助，共同构建了珲春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格局，为珲春的繁荣稳定持续贡献力量。
珲春的蒙古族历史悠久，其发展与整个蒙古族的历史演进以及珲春地区的地缘变化紧密相连。珲春地处吉林省东南部，在历史上是多民族迁徙、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区域，蒙古族在此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
早期迁徙与分布：蒙古族起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兀室韦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部分蒙古部落逐渐向周边地区迁徙。珲春所在的东北地区，在历史上与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相邻，为蒙古族的迁入提供了地缘条件。虽然缺乏确切史料记载蒙古族最早进入珲春的具体时间，但在蒙古帝国扩张时期，珲春地区有可能受到蒙古势力的影响，开始有蒙古族人口的流入。元朝时期，统治者实行大规模的分封制度。成吉思汗将蒙古弘吉剌部原牧地的大兴安岭之西，分封给成吉思汗之弟搠只哈撒儿（尔），岭南之地分封给成吉思汗之弟铁木哥斡赤斤。珲春虽未明确在分封范围内，但处于这一区域附近，必然受到蒙古族政治统治的影响，这一时期可能有更多蒙古族因戍边、屯垦等原因来到珲春，逐渐在当地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点，参与当地的开发与建设。
明清时期的变迁：明朝时期，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属的一些卫所设在珲春一带，这一地区成为明朝管理东北边疆的重要区域。蒙古族作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之一，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明朝政府产生了密切联系。明朝在东北设立马市，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蒙古族通过马市与汉族、女真族等交换物资，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到了清朝，珲春地区起初为封禁之地。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边疆政策的调整，部分蒙古族逐渐突破封禁，进入珲春地区。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八旗制度，部分蒙古族被编入八旗，成为清朝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参与边疆的防御和建设。他们在珲春从事畜牧、农耕等生产活动，与当地的满族、汉族、朝鲜族等民族相互交流，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近现代的发展与融合：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珲春的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一起，经历了诸多历史变迁。在抗日战争时期，蒙古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共同抵御外敌，为保卫家园做出了贡献。他们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有的加入抗日武装力量，有的为抗日队伍提供物资支持和情报帮助，展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珲春的蒙古族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蒙古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在农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蒙古族的畜牧经验与当地的农耕技术相互结合，促进了农业的多元化发展；在文化方面，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保护，同时也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据统计，截至2022年，珲春市蒙古族人口约有634人。如今，珲春的蒙古族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与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友爱，共同为珲春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他们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在旅游、文化产业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推动了珲春的多元发展。
珲春的回族历史与当地的社会变迁、民族迁徙紧密相连，其发展历程丰富多样。
早期迁入与初步发展（清朝乾隆年间-19世纪末）：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珲春始有回族迁入，最初是从宁古塔来的数人。他们租房设立清真寺，并先后从宁古塔和吉林等地聘请阿訇任教长，任期通常为三年，表现出色的可连任。当时，珲春的回族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开店铺的商人和种地的农民较多。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随着回族人口逐渐增多，始建了一座总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743平方米的清真寺，即后来的清真北寺。其礼拜殿为中国古式宫殿建筑，气势宏伟。这一时期，回族在珲春初步扎根，形成了一定的聚居规模，宗教活动也逐步走上正轨。
发展与变迁（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前）：1920年，珲春又建起一座清真寺，最初位于原珲春浴池后侧，1927年迁至原靖河街民族胡同7号（原珲春酒厂西侧），后称清真南寺。到1958年，清真北寺房屋被收为公有，由珲春县妇产科医院使用，北寺和南寺合并，由谢振宗任教长。这一阶段，回族人口在珲春继续发展，从事的行业更加多元化，除商业和农业外，在餐饮业和屠宰业等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宗教活动场所也进一步增加。
特殊时期的遭遇（“文革”期间）：“文化大革命”期间，珲春清真寺受到严重冲击。1967年，当时的教长谢振宗阿訇被关押、批斗，清真寺的文物和历史资料被破坏和烧毁，大殿及其所属房屋全部被收归房产部门所有，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回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遭受重创。
恢复与重建（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珲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宗教团体的房屋问题和活动场所问题。1980年12月，伊斯兰教谢振宇阿訇等宗教人士的错案得到平反。1981年6月，相关单位与回民代表达成关于原珲春镇伊斯兰教房屋产权问题的协议，归还现有清真寺及其所属房屋，并对已拆除房屋进行折价赔偿，同时退还部分房租。1985年7月，投资维修清真南寺的围墙和大门。2001年，因城市建设需要，珲春清真寺在新址重建，同年竣工。新建的清真寺总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设施齐全，布局合理。如今，回族作为珲春市36个民族之一，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为珲春的发展贡献力量。
珲春的达斡尔族历史与民族迁徙、政治局势变化紧密相连，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发展印记。
迁徙至珲春的缘由：达斡尔族原本居住在黑龙江以北地区。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入侵，达斡尔族家园惨遭破坏，为躲避战乱，他们被迫南迁。与此同时，清政府加强对该民族的统治，征调达斡尔族青壮年驻防东北地区及西北边境城镇。部分达斡尔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徙居到珲春，成为珲春达斡尔族的先民。
早期生活状况：初到珲春，达斡尔族主要以渔猎、畜牧为生，也有部分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他们擅长骑射，渔猎技能高超，常以捕获的猎物和鱼类作为食物来源，并将多余的皮毛用于交换生活必需品。在农业方面，他们逐渐学习和掌握适合珲春当地环境的种植技术，种植烟草、园圃作物等。
清代的发展与贡献：清朝时期，珲春达斡尔族被编入八旗。他们肩负起服兵役、巡逻边境、驻防卡伦（哨所）等职责，为巩固清朝边防贡献力量。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中，达斡尔族展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例如在雅克萨之战中，珲春达斡尔族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参与战斗，为保卫边疆、驱逐沙俄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八旗制度的推行也加速了达斡尔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近现代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近现代，珲春达斡
尔族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济上，他们不断调整生产方式，逐渐从传统的渔猎、畜牧向多元化经济转变，参与到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在文化方面，达斡尔族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与珲春其他民族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相互交流、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丰富了自身文化内涵。例如，在服饰、饮食上出现了融合其他民族特色的现象；在居住方面，逐渐采用了与当地其他民族相似的建筑风格。在社会生活中，达斡尔族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参与地方建设，为珲春的发展添砖加瓦。
文化传承与现状：达斡尔族拥有独特的文化，如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传统体育等。他们的民间故事、传说丰富多彩，反映了民族的历史和价值观；鲁日格勒舞、扎恩达勒歌等艺术形式独具魅力，展现出达斡尔族人民的生活风貌和情感世界；曲棍球是达斡尔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在珲春也有一定的传承和发展。如今，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珲春达斡尔族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现代生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进取，与各民族共同构建和谐、多元的社会环境。
珲春的锡伯族历史，与锡伯族整体的迁徙轨迹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独特的发展脉络。
早期迁徙与分布：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代前后，他们往南迁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适宜农耕地区。当时，珲春所在的东北地区与锡伯族的
活动区域相邻，虽然没有明确史料表明这一时期锡伯族已大量定居珲春，但随着其不断南迁拓展，部分锡伯族可能在迁徙途中涉足珲春，进行短暂停留或开展简单的贸易活动，为后来的定居埋下伏笔。
编入八旗与驻防：清初，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锡伯部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珲春在当时是东北地区的重要军事驻防地之一，部分锡伯族官兵被调遣至此驻防，成为珲春锡伯族的重要来源。他们在珲春肩负起军事防御的职责，参与边疆的守卫工作，为维护清朝统治和边疆稳定贡献力量。
屯垦戍边：锡伯族官兵在驻防珲春的同时，也进行屯垦活动。他们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入珲春，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长期的屯垦过程中，锡伯族与当地的满族、汉族等民族相互交流、学习，在农业生产经验、生活习俗等方面相互借鉴，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乾隆年间的西迁影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为加强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次大规模西迁使得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人口分布发生变化，珲春的锡伯族也受到一定影响。部分原本在珲春驻防的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响应征调，踏上西迁之路，而留在珲春的锡伯族则继续坚守岗位，为当地的发展持续努力。
社会变革中的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珲春的锡伯族与其他民族一起经历了诸多历史变迁。在抗日战争时期，珲春的锡伯族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为保卫家园贡献力量。他们或加入抗日武装队伍，或为抗日活动提供物资支持和情报帮助，展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珲春的锡伯族与当地其他民族深度融合。在文化方面，他们既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民俗，如崇尚多世同堂、以血缘为纽带的“哈拉莫昆”宗族制度，以及独特的丧葬习俗、传统民俗节日（春节、清明节、“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等），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都有体现。同时，锡伯族注重文化传承，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使得锡伯族的文化在珲春得以延续和传承。
现状与传承：如今，锡伯族作为珲春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共同为珲春的发展贡献力量。在经济领域，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各项产业建设，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在文化方面，锡伯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西迁节”、弓箭制艺、刺绣、锡伯族民歌、锡伯族民间传说、锡伯族贝伦舞等民俗、艺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锡伯族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